2、(2012全国大纲卷)阅读下面文字，完成5—7题。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这是李白《横江词》的第三首。横江即采石矶对岸的横江浦渡口。王琦《李太白集辑注》引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扬子津在今真州扬子县南，”扬子县位置在江都(扬州)西南，已靠近大江，扬子津更在其南，则是江边的津渡了。李白在诗中所以会由横江浦联想到扬子津，正式这个缘故。扬子津当时必然久已驰名，因为它乃是从江都入江的运河渡头，可是开元之后却为瓜洲所取代，中晚唐人诗中提到瓜洲的很多，而扬子津却很少见。胡三省乃宋元间人。那时候《资治通鉴》就已经需要有人来为扬子津做注了。扬子津作为运河渡口自然早已有之，扬子县的得名因此有可能是出于扬子津，然而它自身却久已沉埋，不为人所知晓了。
扬子津原来是个近江面的较低洼处。可是它与南岸从润州入江的运河渡口并不正好相对，嫌偏西了一些，而江中靠北岸处又有沙洲，这就造成了航行上的不便。《新唐书齐浣传》：“(浣)迁润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浣徒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已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也就是说，渡江进入北岸的运河，不再通过扬子津，而是通过新开的伊娄河到达扬子县。李白《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贪》诗云：“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指的便是这条河，而瓜洲从此也就取代了扬子津，成为大江北岸运河的著名津渡。白居易有《长相思》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的时代去开元未远，而瓜洲就已经成了古渡头，至于比起瓜洲来更古的扬子津，自然是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了。
瓜洲浦成为便利的津渡是犹豫它正对南岸江边的京口，而京口的漕路是在开元二十五年齐浣迁润州后才兴修的，换句话说，旧漕路原来并不通京口。而要开辟一条通京口的新漕路却是十分艰辛的。宋代《新唐书音训》云：“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甘露寺正位于北固山，所以迁徙这段漕路，势必要紧贴着北固山下与山根的顽石打交手战，这样的工程自非一日之功。这也就是李白《丁督护歌》中所描绘的“万人凿磐石，无由达江浒”的施工场面。过去有些注家以为“无由达江浒”是犹豫运载石头的缘故。其实水运主要看舟船的吃水量，而不在于运石头还是运粮食，只要不超过吃水量，运什么都一样可行。其所以“无由达江浒”，只是由于山下的顽石还没有被凿通而已。这里李白的三首诗正好可以为瓜洲浦取代扬子津这一变迁作证，而同时《横江词》为李白早年作品，也就又多了一条证据。
(摘编自林庚《闲话扬子津》)
5.下列关于本文第一段内容的表达，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李白《横江词》第三首由横江浦联想到扬子津，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长江边上有名的运河渡口。
B.中晚唐人的诗中很少提到扬子津，是因为当时瓜洲已经取代扬子津成为长江边上的运河渡口了。
C.胡三省虽然是宋元间人，但是读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经有困难，需要有人来做注解才行。
D.扬子县位于江都的西南方，之所以被命名为“扬子”，可能是因为该县的南部有久已驰名的扬子津。
答案：C
解析：本题重点考查考生理解文章意思的能力。结合原文理解，表述上有误。C项，原文的意思是胡三省时代，《资治通鉴》就已经需要为扬子津作注，不是说胡三省读《资治通鉴》有困难。
6.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扬子津是长江边上的低洼处，并且跟南岸的运河渡口又不正好相对，而江中正对扬子津处又有沙洲，造成船舶航行十分不便。
B.齐浣迁官润州之后，把长江南岸的漕路迁徙到京口，又在北岸开凿了伊娄河，这样船舶渡江以后，就不再通过扬子津北上。
C.瓜洲浦地处伊娄河的入江处，由于正对着南岸江边的京口，并且京口已经开凿了新漕路，所以瓜洲浦就成为一个便利的渡口。
D.有注家认为李白诗句“无由达江浒”，是说由于石头过重，无法用船运到江浒。其实用船运石头和粮食是一样的，注家此说不能成立。
答案：A
解析：本题重点考查考生理解文章意思的能力。A项，“江中正对扬子津处又有沙洲”没有依据。原文是说“江中靠北岸处有沙洲”，没有说“正对”。
7.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于南岸从润州入江的运河渡口来说，扬子津嫌偏西了一些，瓜洲浦则正对南岸的京口，所以瓜洲浦在扬子津的东面。
B.齐浣对漕路的改造，使船舶渡江到达北岸运河渡口的行程缩短了，并减少了覆舟的危险，为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C.从礼拜《丁督护歌》中的“万人凿磐石”一句，可以知道开辟京口漕路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D.文中所引礼拜的三首诗正好反映了瓜洲浦取代扬子津的历史变迁，其中《横江词》写作最早，《丁督护歌》则写作最晚。
答案：D
解析：本题重点考查考生推断的能力，需要根据原文信息和科学知识推断。D项中“其中《横江词》写作最早，《丁督护歌》则写作最晚”的表述错误。原文只说了《横江词》为李白早年作品。
3、(2012山东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8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想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动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别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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