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阅读《大姐》一文，回答问题。
大姐
邱剑云
母亲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我是大姐抱大的。特别是我幼时多病，身体一不舒服就吵闹，晚上不能好好睡觉，总是大姐抱着我，走着，哄着，唱着，我睡着了，她才能在我身边睡下。更让我听着感动的是，就因为我身体不好，她才想当医生。但是当时在老家那镇上，极少有女孩子出外读书学医的。她便去当地一家医院拜师学医，院长与我祖父是世交，学医当然不成问题，不过院长要她学妇产科，她不乐意。可祖父发了话，让她听院长的，她只好服从。后来才知道，这位院长存了私心，院长有一关系很好的亲戚住在近镇的乡下，该亲戚家一个男孩早两年就在医院里学医，内外科兼修。大姐一去学医，院长便存了心思，将来让这两个学生结合在一起，去乡下开诊所，内科、外科、妇产科，都有了。过了几年，大姐满师时，果真和那男孩要好了。又过了一年，便结了婚，去乡下独当一面了。从此，便一直生活在乡间。
而今，每当我想起黄海边上那片乡土时，脑中最先活跃起来的形象就是大姐。数十年来，她不是没有离乡他就的机会，却从未真正动过心。她与姐夫一起在那里行医治病，在那里生儿育女，在那里为生养他们的土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双双退休之后，又过了许多年，仍是故土难离，医心难舍。在城里工作的儿女们屡屡请父母去同住，她就是不肯动身。儿女们只好轮流回家承欢膝下，聊叙天伦之乐。
我比大姐小十几岁，如今还隐约记得大姐把我抱坐在她的膝上，用蒲扇为我驱赶蚊子的情景。后来我随母亲去了大城市，上了学，但每年暑假我都回乡间看大姐。此时正是垂钓的好时节。天蒙蒙亮，我就出门去河边了。姐姐在上班之前，总会把早餐送过来，每每是我最喜欢吃的烧饼夹肴肉，外加一壶茶。这是我一年里最快活的日子。妈妈说大姐从小就聪明，见什么一学就会，上树，下河，捉鱼，摸虾，比男孩子还利索。我相信，虽然我没有样样亲见。
但我亲见过姐姐撑船、采莲的身姿。姐姐家西边有一片芦苇荡，说是“荡”，其实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老河，水不深，但绵长。两岸水边长满了密密的芦苇。是各种水鸟理想的栖息之地。大姐是撑船好手，常载着我穿行在芦苇荡之中，有时是一路搜寻水鸟蛋，有时是一路摘些青苇叶，有时是特地去向张网的渔人买几条脊背乌黑发亮的大鲫鱼。那时，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种有野味的嫩嫩的鸟蛋和包裹着鲜苇叶的清香诱人的粽子。至于那七八两重的大鲫鱼，其肉质之鲜美与细腻，我后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尝到过。离芦苇荡不到二里地，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荷花池。现在想来，比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大多了。一阵风过，粉红的花，翠绿的叶，拥着枝枝莲蓬，全都波动起来，漾漾地、抖抖地，传到目力难及的远处。后来上初中时，我读孙犁的《荷花淀》，感到特别亲切，一下子就联想到大姐那里荷花池的风光。可惜当时我不知欣赏之趣，只爱口腹之乐，总缠着大姐采莲蓬吃。大姐骂一声“馋猫”，便转身向附近人家借来椭圆形的大浴盆，放入水边，然后蹲在里面轻轻地用手划向池中，不一会儿就采来一大捧莲蓬，让我坐在池边吃个痛快。许多年之后，我在讲台上向学生讲解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时，不知不觉便把自己融入这情境之中，讲得眉飞色舞。只可惜那些恬美，那种天趣，那个依傍在大姐身边的“无赖”，再也回不来了。
我也见过大姐未泯的童心。那一年夏末女儿出生，我特地路远迢迢去给大姐送红蛋。在为我洗尘的餐桌上，大姐把一只形似油氽果肉的冷盆推到我的面前，说：“尝尝！”品尝之下，果然不错。香气幽幽，细嫩酥脆，不禁食指大动，筷头连夹。边问：“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蝉蛹，油炸的。”见我不明白，她补充说，“就是知了的幼虫。我们这里叫‘知了猴’，也有叫‘爬爬’的。捉它们的本事我才学会不久呢。”大概见我满脸兴致，又说：“明天我带你去实地观察吧。”
第二天晚上，她就拿了工具，带着我出发了。一路上，她告诉我，知了猴要化为知了，必须从地下慢慢向上拱：一旦拱破地皮，就急忙往树上爬。此时捕捉，最是良机。如果等到天亮，它已爬到树木高处，蜕去外壳，变成知了，就无法捕捉了。不觉间已走入了一片杨树林，大姐打开手电，从地面照到树干，又从树干照到地面.屏声敛息，全神贯注。不久即发现了十几只小家伙，有的刚钻出个头，有的出土后正在爬行，有的已经爬上树干，全被她手到擒来，装进了食品袋。忽然，我看到头顶上方的树干上有一个“疙瘩”似乎在动弹，赶紧跳起来用手去抓，可怎么也够不着。身后，一支竹棒伸过去，轻轻一捅，便又在地面上抓了一个俘虏，放进了食品袋……
月亮越升越高，食品袋慢慢鼓起来。走到树林深处，蓦然听到前面一阵大呼小叫，原来有几个孩子也在捉知了猴，嘻嘻嚷嚷，开心之至。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那月夜摇船，田间“偷豆”的一伙。
如今更令我难忘的是大姐许多次的深夜出诊。那时大姐的家在机耕路边。夜里一旦有人求诊在外面打门或敲窗，她和姐夫必然警醒而起，不管病家远近，也不问寒暑凉热、刮风下雨，立刻推车出诊，如属产妇有事，更是急如燃眉。一般都是夫妻两人同行，互相间有个商量照应，却只收一人的诊费。所以他俩在当地口碑很不错，颇有人缘。“文革”时，有人要开批判会，要把出身富农的姐夫打成富农分子，但许多贫下中农乡亲就是不答应，几位老人还挺身出来作证，说姐夫一直是自由职业，终于逃过了一劫。据我外甥说，上世纪90年代，他竞争当地医院院长最终得以当选，也沾了他父母为人做事的光呢。
我曾为大姐和姐夫终生在乡间行医感到遗憾，但仔细想来，反倒是该为我有这种想法感到遗憾了。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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