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穿插了春节。春节是中国人心里“算年账”的最后一道坎。因此，节前后，朋友一起坐下来彼此询问最多的就是，来年你有啥新的计划。对于这个话题，有人踌躇，有人信誓旦旦，也有人愁云惨淡。可是，对于未来的期待即使真如今年江南2月的天这般阴雨连绵，对于读书人来说，书依旧还是要读，文章依然还是要写，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人生的展开，并不是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览无余，蕴藏其中的褶皱要远多于旷野的数量。也正因此，诸多的青年人就容易在个性、理想和现实的交织拉扯下陷入迷惘。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人都会现实地选择自己最熟悉的道路，摆脱“褶皱困境”，而有部分人却仍然执拗地不愿从“褶皱”的包围中出来，这些人或者成为青少年膜拜的偶像，或者则成为世人所不能理解的另类。
前者如塞林格(J.D. Salinger)笔下的“麦田守望者”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塞林格创造这个人物，或者本想是为叙述一种青年独有的迷惘和纠结感，没想到却居然成为了数代青年推崇的精神偶像。面对物质和理想的纷争，究竟该何去何从，这种迷惘带来的无助感，美国的“考菲尔德”们曾经历过的问题，同样在困扰着当前中国的“考菲尔德”。但是，无论是书中的考菲尔德，还是现实中的塞林格，所谓的“悬崖边上的守望者”所带来的意义大多是精神上的，而非现实中的，考菲尔德最后被关入了精神病院，塞林格也只能带着对世界的恐惧，终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无论如何，塞林格的意义和伟大在于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活得像这个世界里的“别人”一样。
后者的话，我想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里主人公是个典型。我在读该书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三岛竟然会用无与伦比的细腻语言去描写一位“性倒错者”。“以理智的目光看是丑恶的东西，以感情的目光看却是绝顶美丽。所多玛城中到底有没有美？”——三岛在全文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起头就摆出了一副与全世界斗争的决绝姿态。在读过《金阁寺》、《潮骚》后，再回过头来读这部三岛的处女作，我清楚地发现，后两者分别展示的绝望和平静竟然能在前者的文字中融合的如此完美。
而“褶皱”给人生带来的悲情，并不会因为对像的身份背景不同而产生任何差异：所谓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说的是少年人应该尽可能带着乐观开朗的态度，但李后主这样的悲情国主，似乎命中注定从少年时代起就要背负起太多的不堪。李煜从小就生活在“王子争位”的恐慌中；被立为太子乃至即位为南唐后主后，南唐政权早已在其父手中逐渐势微，北方的北周和其后的赵宋政权始终对其虎视眈眈；及至南唐被灭，后主被俘至开封软禁，以至于在“故国不堪回首”的悲境中，还要忍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元·冯海粟 《题熙陵幸小周后图》）的侮辱。虽然按照儒家传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考核标准，曾为一国之君的李后主可谓没有一项合格，但作为词人的李煜却取得了“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语）的成就，甚至我们在他词中都能闻见西方悲剧中包含的那种文艺复兴气息。在台大教授陈葆真所作的《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煜乃至南唐是如何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政治悲剧和文艺巅峰奇特结合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唐和李煜在中国古代史上显得格外独特的，只是这种独特对于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吾国专家们来说，永远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而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笔下，当代经济学大师吴敬琏老师的传奇一生，似乎在面对人生的“褶皱”时，要比前三位幸运的多。尽管也经历过建国后惨烈的政治运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似乎已经无人能够企及。而作为共同承袭孙冶方、顾准衣钵的传人，吴敬琏无论对“左边”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还是对“右边”的“自由经济学”来说都可以说是异数。比较遗憾的是吴晓波过于刻意追求“大历史”的感觉，却使该书的文本失却了本应拥有的重量。为个人立传，是自司马公开始就拥有的优良传统，但是同前辈史家相比，吴晓求的文本显然失之丰满和客观，尽管吴老的人格精神和学术功力的确是值得我等后生晚辈尊重，在当今名声并不太好的华人经济学界，吴老也算是仍然在孜孜追求独立精神、坚持真理的少数学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吴老就没犯错的时候，起码他早先发表的“中国应该取消股市”以及最近的“春运应该涨价”等观点就明显过于书生气。这样来看，吴晓求显然没有用一种治史者应有的客观态度来评价吴老，从而使这次宝贵采访的价值也没有体现出来（关于对吴老的采访，其实可以展现很多的角度，这些角度对当代中国经济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但无论如何，他人的人生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意义仅止于观察和借鉴，根本无法引用，更遑论照搬了。但是，在这些幸或不幸的人生中，我们仍然应该明白，有些东西尽管可能会让我们无法摆脱“褶皱”的挤压，但是却正是让我们的人生真正会拥有重量的重要部分。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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