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过年真的好喜庆。年货总是要办置的，可人们并不着急，你要是不嫌麻烦，可以乘车到城里买；嫌路远，还可以到附近的集市上买。买回几十斤猪肉，甚至买下半个猪，或者干脆自家杀一口猪，有的家猪肉买一点儿，可猪蹄、猪肘子、猪尾巴之类买很多，猪肉就是为了包一顿饺子而已；还要买上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鞭炮、礼花；购得金字烫花对联、镂空花纹大福字；赶上农历的什么年，还要买一套对应的生肖挂饰，装点房间，并挂上大红纱灯和忽明忽灭的成串的彩灯……不怕多花钱，过年图的就是个喜庆。
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大家越来越觉得现在的过年没有多大意思了。于是，每到过年时候，便想起儿时的过年。
提到儿时过年，就是一个 “盼”字。
第一盼是买年画。
年还没有来到，供销社便张挂起了从城里运回的年画。六七岁的我，跟着父亲一路小跑，来到供销社。踏进屋里，四周悬挂着几十个样式的纸质年画：什么《连年有余》、《春香传》、《四季图》，应有尽有，看得我不知道选什么才好。父亲选好了十几张年画，付了钱，由我拿着，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回到家中，就迫不及待地将年画摊在炕上逐个打开观看、品评，还不时地凑近鼻子闻上一闻，吸一吸那浓浓的墨香，让这特有的味道一直渗入心底。看够了，将年画小心地卷起，放在不容易让人碰到的地方，等到将家中土墙内壁都用报纸重新糊上，再把这些崭新的年画有计划地贴到屋子四周的墙壁上，而后便是慢慢欣赏了。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些画的名字呢！像《鱼香四季》、《贵妃醉酒》等等。我没事站在炕上，要将这些年画的名字从头到尾念叨一遍的。现在，年画也有，但是多是塑料印刷，轻薄光滑，但多已不是手工绘画而印刷的，可能大多是PS的吧，艺术性、观赏性大不如前，且大多人家已经丢掉贴年画的年俗了，所以这些塑料年画也很不好卖。
第二盼是扎灯笼。
大概离过年半个多月，我就追着舅舅给我扎灯笼。灯笼使用秫秸做框架，舅舅将秫秸去皮，截成一尺来长的四段，用竹签将四段秫秸连接起来，底部中央位置再穿上一根秫秸，上面中间倒穿一根铁钉，用来插蜡烛，最后用白纸或彩纸将四周糊起来，上面系上细绳，细绳上绑上一根小棍子，灯笼就做好了。除夕之夜，我和同龄小伙伴们每人提着一个灯笼，在外玩耍，还要比一比谁的灯笼好看，谁的更亮呢！
十几岁之后，每年必做的就是立灯笼杆儿。灯笼杆儿要使用又细又高的木头，上面钉上支架，用来挂灯笼，再选一截青松的枝头绑在杆子顶端。家里没有木头，多是母亲带我上山去选，扛回使用（当然是母亲扛回我是扛不动的）。灯笼杆立好后，挂上自己做的红色圆灯笼，里面接上灯泡，就算“竣工了”。除夕之夜，各家的灯笼在黑夜中闪着红色的光，挂在高高的杆子上，是一道十分独特的除夕夜景。
第三盼是写春联。
我小的时候，爸爸在大队当会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那时根本没有卖春联的，几乎村里所有的对联都是出自爸爸的笔下的。大约过了农历小年，我家就推不开门了，左邻右舍，父老乡亲，拿着买来的红纸，送到我家。爸爸将收集的带有新春联的报纸拿出来，找好春联的词儿，将红纸用剪刀裁好，再按照字的多少折叠出痕迹，开始提笔书写。我在旁边静心观看，不一会我家的炕上就摆满了写好的对联。送走一批人，又来一批人，有时一整天人流不断。这样，一直持续到农历二十九，甚至到农历三十的白天。后来我上中学了，自己也酷爱毛笔字，写得还好，逐渐地过年写春联的工作就由我接替下来，直至我三十几岁时，买的春联逐渐增多，我才慢慢地退了出来。这期间，我曾写过、卖过，将红纸上写下的黑字手工描上黄边，大家还很欢迎，虽然赚的钱没多少，但是内心十分快乐。
第四盼是吃饺子。
童年时，自家根本买不起白面。有一年，生产队分了二斤白面，我家喜出望外。过年这天，我们全家围坐在面盆旁，准备一顿“丰盛的年夜大餐”。可母亲和面时，竟发现有些发黑的白面中夹杂着好多煤渣，这可愁坏了我们，大家一齐动手挑煤渣，足足挑了一个小时，挑完，母亲继续将面和好，之后开始包饺子。我在母亲的指导下，包出了麦穗饺子，超小饺子。待饺子出锅，我傻了眼，麦穗饺子变成了面汤，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欢喜，吃着自己包的饺子很是有味，但偶尔还是能够咬到煤渣儿。我家也曾用荞麦包过过年的饺子，蒸着吃，吃起来涩涩的，干干的，但终究是饺子，平时哪能吃上一顿饺子呀。
这就是我儿时的过年，虽然与现在比起来，简直是平平淡淡，不值一提，可那时对过年是相当盼望的，因为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自己期盼一年的东西，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一年当中最美的美味，也只有过年才能体会到扑腾一年才有的生活乐趣。相反，现在的确是民富年丰，喜气盈盈，但是那过年的“味儿”却很淡很淡，甚至感觉平时吃的、穿的、用的与过年没什么两样，过年只是走一走过场罢了。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