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也真没雅量，自己天天锦衣玉食美女如云，却不能容忍一个穷酸文人的几句牢骚话。这一下，使正在功名路上热情奔跑的柳永面前，骤然阻挡起了绝望的堤坝，那湍急的才情洪流便在市井坊间婉约词派旖旎迷人的千年风景，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填词作曲的盛风使柳永赶上了天时，京都瓦肆歌馆的繁华使柳永赶上了地利，惟有人和，虽然他的词作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可那毕竟是少数人专制多数人的时代，况且他惹恼的是皇帝老儿。
柳永始终在矛盾中挣扎。一方面他鄙视功名，流连于勾栏坊曲，追求个性的充分自由。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追求功名，希望及第登科，官至将相，像同时代的文人一样，以寻求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载体。
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隐于山者多是把隐居作为待机而沽的出山条件，而隐于市者多是大彻大悟、放浪形骸。柳永既没有小隐闲云野鹤的耐心等待，虽沉潦于市，他也没有大隐的看破红尘。而在在这矛盾的背后就是他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面对一次次的打击，柳永牢骚满腹却又步履维艰地行进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直到53岁才得到命运的垂青，因为这次科考有两个对他极为有利的硬条件：连续五年考试不第和年过五旬，他都占，于是按照条件柳永才硬套出了个进士。
尽管他勤勤恳恳，他的才干和成绩不断受到肯定，可他在地方小官任上辗转十年之久，得不到升迁，因为他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仍是另类。无奈之下，他找到了时任宰相晏殊，这个“一曲新词酒一杯”的词人，压根儿就看不起柳词和柳永，不但没有帮忙，还奚落了柳永一顿。
其实，排斥柳永的文人又何止晏殊，就连苏轼这个同样命运坎坷的文人对柳永也是同样不屑。当初柳永声名鹊起时，苏轼便以轻蔑的口吻问门客：我词与柳七相比如何？门客答：柳七的词，只能由十七八岁的小女孩，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你的词须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拍板，吼唱“大江东去”。门客的话客观上道出了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的不同，主观上却是褒苏贬柳。苏轼毕竟是一代大家，当他读了柳永的《八声甘州》后，马上改变了态度，说：人皆言柳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诚然，柳词有它大俗的一面，羁旅行役、闺情幽怨、烟花巷陌，要不就不会受到当时市民的欢迎。可是，柳词也有它大雅的一面，情景兼融、清劲奇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否则就不可能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那首写杭州美景富庶的《望海潮》大气氤氲，以致在130年后，金国君主完颜亮看了此词，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馋涎欲滴，遂立投鞭渡江之志。一首词竟点燃了一个侵略者的占有欲，如果宋仁宗和柳永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不知有何感想。
受皇帝冷落，遭文人排斥，尽管一路跌跌撞撞，柳永却始终没有忘记仕进，为了改变命运，进呈一首《醉蓬莱》，本想拍皇帝的马屁，却又莫名其妙惹怒了皇帝，终致落仕，浪迹民间，以致死后身无余财，还是那些歌伎们集资将其安葬。
夕阳落叶，寒蝉悲秋，这是柳永命运的主色调。在落魄中抗争，在坎坷中追求，可到头来依然“一生赢得是凄凉”。
柳永若是志大才疏花拳绣腿，那么他人生就少一些悲剧色彩。如果他善于察言观色官运亨通，后人就少一些怜悯同情。如果他这匹词坛黑马甘心蛰伏槽枥之间，与那些平庸的文人一起故作清高，也许会减少一些人为的阻力。如果他能割舍那滚烫的功名心，不管不顾地走自己的路，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悲戚呻吟。
如果上边的假设成立，那柳永将不再是柳永，历史也许不会有他这么厚重的一笔。可柳永就是柳永，他既有凡人坦荡的性情，又有文人攀龙附凤的俗气，关键是他没有在作词与做官之间找到一个托起自己乌纱的支撑点。他把做官的细腻用于了作词，把作词的疏朗用于了做官，天时地利使他成为词坛佼佼者，却没有把握住那至关重要的人和，以致于在官场屡屡碰壁。他是词坛上的成功者，是官场上的失败者。
伫依危搂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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