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
自司马迁之后九百多年，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列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
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
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摹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已出”。
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虽触目秾丽，也是文学里边的事。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
十一
讲了诗文，忍不住还想顺便说一下书法，因为所有的诗文都离不开它。
唐代书法，是继晋代书法之后的又一次辉煌。如果要对唐代的书法家排一个序，我不分字体地排列如下——
第一名：颜真卿；
第二名：欧阳询；
第三名：张 旭；
第四名：怀 素；
第五名：褚遂良；
第六名：柳公权；
第七名：孙过庭；
第八名：虞世南。
我知道这个排列会引起不同意见，但希望不要对颜真卿的至高地位产生争议。其实在这个排列中，颜真卿的第一名是远远高出于后面这个名单的。后面这个名单里的人，都是第一流的书法家，而颜真卿，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
记得我在前面说到王羲之《兰亭序》时曾脱开它的书法意义而提到了它的内容，还说我在给北大学生讲课时还特地把它翻译成了现代文。这让我想起，我讲到颜真卿时曾做了一件让学生们很吃惊的事，那就是暂停课程的讨论形态，那天下午，由我一个人完整地讲述颜真卿的生平事迹，这也就构成了全部课程中的第三十九课。对于颜真卿的人格力量，我实在太敬佩了，因此，由他拌泪书写的《祭侄文稿》，我也看成是千年文脉的突发性呈现。由神赋形，那份文稿的书法价值达到了仅有《兰亭序》可比肩的程度。相较之下，《兰亭序》仍是典雅之最，而颜真卿的文稿则把中国文化的生命悲壮，推到了极致。书法是无声的，但中国成语“可歌可泣”四字，在这幅书法中得到最佳体现。
正因为如此，我是不赞成把另一位书法家柳公权与他并列的（所谓“颜筋柳骨”）。草书将张旭列为首位，是觉得他的线条张力所呈现的生命强度，超过了怀素和孙过庭。唐代著名文学家留下的墨迹中，我最赞赏的是杜牧的《张好好诗》三百多字。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字也写得不错，那份《晋祠铭》，可把他推到中国历代皇帝中书法第一名。第二名是后来写“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两位帝王，政治盛衰各至极端，而书法名次却连在一起，分获冠亚。
十二
写到这里，联想到了另一位衰运之帝，李煜。
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
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帜。
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发生。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也被反复印证。这次，在李煜和宋词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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