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缘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说”
改革开放以来，继国际红学热之后，“金学”渐兴，迄今已召开全国性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十多次，举办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六届，发表的论著难计其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和难点，就是对小说作者真相的探讨。
在迄今已提出的众多学说中，有四种学说，因流传广泛、论证详实，广为人所接受，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从明朝至今一直有学者提及。
此说最早见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其文有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此处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时期大文豪王世贞。
有一种民间传说就以为，王世贞因为父报仇，著带有情色描写的《金瓶梅》，送于杀父仇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页上涂上砒霜。一向喜爱情色小说的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全书看完之后，便毒发身亡了。
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发表了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吴晗考证了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书中诸多内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其后，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说。鲁迅、王采石等也曾极力反对王世贞说，王世贞说随之根本动摇。
屠隆说是近年来论据较为有力、影响较大的另一种学说。屠隆说最早由我国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为了证明其观点，黄霖围绕屠隆说发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点理由。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
不久，徐朔方连续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证》等文，刘辉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学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辩论。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将《金瓶梅》列为一章，在初稿的一条脚注中，编撰人吴晓铃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但在定稿时，有人提出此说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时就把“是李开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开先”。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
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潘承玉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从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和深入考究小说文本两方面双管齐下开始的。从1997年起，他在内地《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等海峡两岸的期刊上陆续发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等论文，逐渐揭开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面纱。
潘承玉考证了大量古籍，从“绍兴老儒说”入手，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头。据潘承玉考察，明万历年间流传的各种《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学生陶望龄；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龄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龄本人不喜欢通俗文学创作，所以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极有可能就是徐渭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原稿。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的好友袁宏道到绍兴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龄为老师写的《徐文长传》，同时也看到了徐渭的遗作。随后，袁宏道连续做了3件事：也为徐渭创作了一篇《徐文长传》，文中同情“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写信向朋友盛赞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学家；写信对朋友说，《金瓶梅》“云霞满纸”，是他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小说。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没有被时代埋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龄与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根据潘承玉的对比研究，《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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