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与乐业》教学资料

【作者简介】

（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二）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这篇演讲，主旨鲜明，层次清晰，语言通俗，文短意长。

演讲一开始，梁启超就引用国人熟悉的儒家经典《礼记》和道家经典《老子》中的格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最后，又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全文旨意。

“敬业与乐业”的前提是“有业”。作者先引用孔子的话和百丈禅师的故事，得出“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的结论，强调“有业”是做人之本。

在论证“敬业”问题时，先用朱熹的“主一无适便是敬”，解释“敬业”的含义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接着，提出“为什么该敬呢”一句设问。作者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与个体生活的意义（为劳动而生活）出发，论证“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在职业的神圣性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因此，“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至于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于是，他又设问：“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再次回到“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是敬”。庄子、孔子、曾文正公的名言，木匠与政治家、挑粪工与军人的比较，都是为了强调一个道理：“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仅有“发愤忘食”的“敬业”还不够，“乐以忘忧”的“乐业”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价值。论述“乐业”重要性时，梁启超先从司空见惯的“做工好苦呀”的叹气声中谈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对于无法逃避的事，与其“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这句设问下面，列出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浸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相信任何一个曾经专注于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人，都会有同感和共鸣。

演讲最后，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和“乐趣”，强调“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并“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

这篇演讲在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儒家的《礼记》《论语》、孔子、朱熹、曾国藩，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都被作者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口语和演讲特色的体现：（1）引用古籍名言时，用通俗的口语进行解释。例如，对孔子的两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做了生动而饶有趣味的讲解：“孔子……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难!’”对“主一无适便是敬”的解释：“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2）语言通俗，如话家常。例如，提到百丈禅师的故事时，说“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又如，“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3）结合演讲时的情境，注意和听众现场交流。例如，“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在淘神费力？”演讲最后，“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更是对听众直接的心灵诉求。此外，几处设问句的使用，恰到好处地把几个分论点提炼出来，有利于引起听众的注意和思考。

(责任编辑：欧阳青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