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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

民国最具影响力的9位教师

作者/灼见  日期/2015-09-22  浏览/1216


这9位为啥能成为民国最具影响力教师?

辜鸿铭、胡适、鲁迅、梁启超、章太炎……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课堂,融合了中西方思想,关注着近代中国与世界变迁,更带着自己独有的魅力。民国的老师教学具有人文色彩,老师也有个性,潜移默化也影响了学生个性地彰显,是一种心灵愉悦的教育。

辜鸿铭

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不过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一学期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胡适

胡适先生身上的头衔非常多,大家最熟知的就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年轻时候的他,目光如炬,连眼镜也阻挡不住锋芒。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曾着意于演讲技巧的培养,甚至注意到演说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这样的细节。执教北大后,他更是声誉日隆,很快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胡适先生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很具特点。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徐志摩

讲课风格与胡适最接近的可能要算其好友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生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

30年代初徐志摩到北大上课,更是不拘一格,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即使在教室上课,也颇潇洒随意,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梁启超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口才并不好,不过其授课却也同样令人叫绝。他给清华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另据梁实秋等人回忆,“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总之,梁启超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临其境,莫不深受感染。兼之他博闻强记,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敲秃头,又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梁实秋还曾言,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梁启超的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杨昌济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先生邀请,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在此之前,他就积极投身教育,其教育观点“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等。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承接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来,又接收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鲁迅

鲁迅的课以见解犀利见长,往往令人豁然开朗。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

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冯至也回忆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说法不同,但却十分中肯。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上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并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钱穆

钱穆执教小学时,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写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这样一篇抄在黑板上。“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说话、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作为教授执教时,钱穆先生的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先生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写道:“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

 

章太炎

章太炎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当然,在民国时期的名教授中,也有一些是不善讲课的。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梁漱溟亦是如此,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见解,但却不善言辞,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他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周作人的口才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带有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又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的兜里才慢慢讲下去。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

可是,无论老师是荒诞离奇标新立异款抑或是满腹学问敏思讷言款,他们都应该被尊重,也值得被尊重。他们在七尺讲台上走心传道授业解惑,可能他们没有故事,却无碍他们的无私付出。对于我们,数年之后,书中所学课上所授,已经忘十之七八;当年闲语和课外话音,却绝对意犹未尽,铭记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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